音乐教育专业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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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教育指凡是通过音乐影响人的思想情感、思维品质、增进知识技能的一切教育主要指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进行的学校音乐教育。小编收集了音乐教育专业的论文，欢迎阅读。

　　音乐教育专业的论文【一】

　　中国戏曲打击乐器，基本上可分为中国民族打击乐器和西洋打击乐器。民族打击乐器在我国民族音乐和戏曲音乐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民族打击乐器不仅是节奏性乐器，而且每组打击乐群都能独立演奏。它还运用独特的音乐语言和多种编配技法，复杂的演奏技巧，对烘托气氛，表现音乐内容、戏剧情节的变化和加重音乐的表现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多数打击乐器发音响亮，声音的空透力强，是一种色彩性的乐器。

　　一、戏曲乐器的性能及演奏方法

　　戏曲打击乐器有:鼓、板、锣、钹、木鱼、梆子等等。

　　鼓又包括单皮鼓、堂鼓、缸鼓、腰鼓等。

　　单皮鼓:打击乐和管弦乐的指挥乐器，鼓面蒙以猪皮，中间为空心，演奏时置于木架上，用两根细竹(通称鼓楗子、鼓签)，打击鼓空心位置而发声。声音清脆，双健滚奏时如珠落花流水玉盘。用底鼓指挥，有时配合手势，各种乐器都随着它的指挥来演奏。指挥的方法靠音响领奏。语言丰富多变，称谓形象准确。如:单鼓健重击谓之“打”。双鼓楗同击谓之“八”。双鼓楗滚击谓之“嘟”……将上述称谓加以组合，便成为“簧头”，也称“底鼓”。它预示着内容、速度和力度。如“底鼓”强击或快击，即预示着刚强、急促。如“底鼓”轻击或慢击，即象征着柔和、轻快。如“底鼓”突然改变节奏，即提示鼓点转换或结束。

　　司鼓的指挥动作既规范又规律。两手的举动都起着开、领、转、收的作用。将其动作加以归纳，可概括为指、挥、抛、领、棒、抱、按、分、放等。演奏司鼓的人称为鼓师。

　　板:亦名拍板。由三块宽约6公分，长约20公分的红木或杨木板制成的打击乐器。分二组，前组两块木板，用弦缚紧，后组一块，二者以绳联结，撞击发音，主要用于歌唱和演奏乐曲时打节奏，有时也配合司鼓来领奏鼓点和指挥其它乐器，于司鼓一起合成板鼓，由司鼓者兼管。

　　堂鼓:以木为框，两面蒙以牛皮，形似腰鼓，演奏时置于木架上，用木槌敲击发声，堂鼓鼓面较大，从鼓心到鼓边可发出不同的音高、音色。一般是鼓心的音较低沉，愈向鼓边则声音愈高。击奏时，音量能从很弱到很强，力度变化较大，可敲击复杂的花点，对情绪气氛的渲染能起较大的作用，是现代民间器乐合奏及戏曲音乐中常用的一种乐器。戏曲中常用于战争、升帐、升堂、刑场，起更等场面，以及唢呐吹打等。除了战争场面以外，都由司鼓兼管。

　　大堂鼓(又称缸鼓):木制鼓框，面大底小，两面蒙皮，形似花盆，所以又称花盆鼓。演奏技巧与堂鼓基本相同，用木槌敲击，声音较堂鼓低沉雄壮，用于战争场面，能加重气氛。常用于戏曲伴奏，器乐合奏，有时也能独奏。

　　大锣:用铜制成，圆形，直径约30公分，中间锣心约10公分，演奏时，左手持锣强，使锣面垂直，右手持槌，以槌头(用布裹成)击打锣心而发声，锣音高亢。多用于武将及袍带人物的上下场或战争战面，也常用于欢乐的器乐合奏，演奏方法有重击、轻击、闷音、掩音、打边等。

　　小锣:打击乐器。形同大锣(直径约20公分)演奏时左手食指和拇指挑锣边，右手持锣板(长约17公分的竹片)击打锣心，发音清朗，多用于戏曲表演中文人、女性和丑角人物的上下场，和配合各种表演上的小动作。由于塑造人物形象及心理活动的不同。打击方法有重击、轻击、闷音、打边等。号称打击乐的

　　钹(又名铙钹):铜制圆形，中部隆起如半球状，隆起部分中间有孔，穿系绸条或布带条，以两片为一副，相击发音，有大小不同的多种形制，在大锣和小锣中间加强节奏，音色尖噪，具有不稳定的特点和动力较强的性能，并起联系作用，有时也单独使用塑造人物形象。

　　木鱼:木鱼最初是佛教的法器，用于伴奏寺经(即宗教歌曲)，后来逐渐用于民间器乐合奏。为木制，用小槌敲击，木鱼大小不一，音高不同，在合奏中常用两个或采用一组，能奏出模仿马蹄等多种欢快的节奏型。

　　梆子:大约公元17世纪左右，随着梆子腔的兴起而流行。木制，为两根长短不一硬木棒，长的一根为圆型，稍粗、短的一根稍细，演奏时，左手持圆形木棒，右手持短木棒，敲击发音，音色高亢、坚实，是梆子戏的主要伴奏乐器之一。

　　二、戏曲打击乐器的组合

　　根据各种打击乐器的性能和特点，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与匹配，使其发音更规范，节奏更丰富，音色更鲜明，形象更准确，意境更深远。使其更充分地表现人物身份的高低、动作的大小、语言的轻重、感情的变化和配合舞蹈、开打、亮相，以及烘托、渲染环境气氛。不同形式的组合，谓之“锣鼓经”。我国的戏曲多达300余种，唱腔各异，风格不同。就在同一种戏曲中，又有风格各异的不同唱腔流派。但惟独“锣鼓经”能够混合使用。虽然所用乐器不多，但“锣鼓经”却很丰富，多达70多个。如[长锤]、[四击头]、[紧急风]、[凤点头]、[望家乡]等等。组合的形式，可概括为如下几类:

　　(1)按音色组合。其间还可细分为各种不同的色彩型。如:a、单一色彩型，即用一种音色的乐器演奏。b、混合色彩型，即两件以上的不同色彩的乐器齐奏。c、对比色彩型，即两种以上音色的乐器合奏。上列中的大锣、手钹、小锣三种乐器之间都形成了鲜明的色彩对比。

　　(2)按时值组合。即打击乐的各种节奏按击打的次数划分。或者说，戏岖打击乐节奏时值组合，是若干“数式”的基础，即:一、三、五、七。这种分类的方法与我们民族的审美特点是一致的。就是在时值长度上的等值性，即每种数式的最后一音的时值为前两音的时值总和。也就是说，一数式的时值等于一拍，三数式的时值等于两拍。戏曲打击乐节奏组合的多样性，都是在此基础上变化发展的。如通过“加花”发展出与此对仗的二、四、六、八的四种节奏数式。同时，也可在此基础上发展各种不同的节奏形态。

　　三、戏曲打击乐器的功能

　　打击乐的功能是通过节奏、力度、速度、音色、音响的细微变化和鲜明的对比，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美化演员的表演形式、强化戏剧的矛盾冲突、渲染舞台的环境气氛、摹拟特定的音响效果的。它所以被称为综合戏曲诸多艺术因素的纽带，统领全局的核心，演员艺术活动的支柱，就在于它完成了戏曲整个结构和整个舞台节奏的统一性。具体地说，不仅表演、念白、唱腔、开打、舞蹈依靠它，而且连演员内心独白的表达也要依靠它。如豫剧《拾玉镯》中，孙玉姣拾玉镯时的一段表演:孙玉姣拾情人丢下的玉镯，但又怕被人发现，于是急忙向外跑去窥视。此时打击乐紧紧伴随着她轻盈、敏捷的小台步，打出“○大大大大大大乙大乙台”，节奏由快到慢、力度由强到弱的效果。而小锣的“台”音正好打在孙玉姣窥视的眼神上。当孙玉姣发现无人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于是手舞足蹈，左手一指玉镯，此时打击乐紧伴之以“乙大乙台”;右手一指玉镯，又伴之以“乙大乙台”:孙玉姣急不可耐地跑向玉镯时，小锣连续击打“台台台台……”;当孙玉姣将要拾起玉镯时，突然发现动静，打击乐急忙伴之以“大大”短促有力的鼓点，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了孙玉姣此时惊慌、羞涩的复杂心情。

　　仅鼓和小锣通过不同的力度、速度和色彩，就把孙玉姣拾玉镯的纯朴形象作出了生动的刻画、准确的表现、有效的模拟、适度的夸张。同时，也使孙玉姣的优美表演更加音乐化了。

　　孙玉姣的表演所以能够使人得到满足，就在于我们充分运用了击乐的特点，刻画了人物的内心活动，通过听觉节奏与内心节奏的谐调统一，获得了传神的艺术效果。可以这样说，打击乐的锣鼓节奏，是“打”演员的，也是“打”观众的，把演戏和看戏“打”在一起，才能完成完整的艺术创造。

　　打击乐在许多民乐中的运用，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如聂耳的《金蛇狂舞》，主旋律具有鲜明的节奏特点，这一富于弹性的节奏贯穿了全曲。乐曲中加上打击乐的热烈。它象征着光明，象征着未来的新生活，给人们以强有力的鼓舞，使民间的喜庆节日气氛得到充分体现，使原曲欢腾的情绪得以进一步发挥。

　　乐曲大量运用了锣、鼓、钹、木鱼等打击乐器，它不仅加强了乐曲的节奏，而且在烘托热烈的气氛上起了重要作用。打击乐在这首乐曲中成为整个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使乐曲的民族特色更加鲜明。

　　中国民族打击乐器在长期的历史流迁演变过程中，依托于中国古典哲学和传统文化的深厚背景，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完整的表现体系。不仅强化了戏曲立于世界戏剧之林的地位，丰富了戏曲音乐自身的表现能力，同时，对我国民族音乐发展的许多方式，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总结中国民族打击乐的特殊功能，不仅是戏曲音乐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民族音乐事业发展的需要。

　　音乐教育专业的论文【二】

　　内容提要：我国学校专业音乐教育与民间音乐的传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新的特征。

　　关键词： 专业音乐教育 民间音乐 传承与超越

　　90年代以后，文化艺术进入多元时代，特别是流行音乐的盛行，改变了原有的社会音乐结构布局。民族声乐一方面吸收西洋声乐技巧，同时为了使民族歌唱更贴近生活，声乐教育就出现了民族、美声、流行杂糅，既有“三不像”的挑战：民间音乐意识匮乏的民族声乐教育，弃“民”仿“西”合“流”。

　　缺失了声乐基础教育——传统民间音乐，学生接受的音乐形式越发单一，知识面越来越窄。他们没有条件接触、学习多民族、多风格、多唱法的民间音乐。知识的匮乏，严重地影响了他们对于歌唱艺术的判断和辨别，大多数民族声乐的学生，自然就以舞台上成名的同类演员为模仿对象，演唱风格和技巧便朝着趋同方向发展。因此，民间音乐正在具有文化工业特征的民族声乐教育中走向消亡。这不是危言耸听，目前，音乐院校的民族声乐教育现状就是如此。

　　一、我国专业声乐教育的历史及现状

　　翻翻《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自1840年牙片战争以后，中国近现代教育是在中西文化交融与碰撞中曲折前进的。为了救亡图存，富国强民，洋务派推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主张，使“西学东渐”催生了受西方国民教育思潮影响的我国音乐基础教育的萌芽。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认识到了音乐教育的重要意义，积极提倡在学校开设唱歌课，向大众传播具有新内容的乐歌并动手写作新歌歌词。一些留学日本的学子如沈心工，在1903年回国后就着手在上海等地中小学创设唱歌课和编写学校校歌。“庚子事变”（1901年）后，清政府迫于政治形式的压力被迫采用维新派“废科举，兴学堂”的改良措施以挽救危机，使得乐歌为主的新制音乐教育从群众自发的行动中解脱出来，形成一种新的制度，后人把这段时期的乐歌统称为“学堂乐歌”。“学堂乐歌” 乐歌的曲谱来源于欧美各国歌曲和器乐曲，其特点大致有选曲填词、文白兼用、以西洋模式为主的音乐风格。因此有专家称其为“异质文化”，它实质上充当了中国音乐基础教育的“催生剂”。1927年，萧友梅博士在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上海国立音乐院（后改称国立音专），从而掀开了中国音乐教育新的一页。但即便如此，国立音乐院的音乐教育“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循规蹈矩，走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西方专业音乐教育之路”[1]。

　　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就艺术领域而言，按照殖民时期音乐教育的观点：“只有欧洲的音乐才是先进的，因此只有欧洲音乐才是唯一值得学习的。”为了顺应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急于走上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国的音乐教育工作者们选择了西方的教育模式。时至今日，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已经发展到拥有9所专业音乐学院，三百多所音乐二级院（系）和无数所为达到综合院校标准而正在建立音乐系的综合大学这一欣欣向荣的局面。然而，在这欣欣向荣的背后，衍生出一连串的问题：欧洲音乐中心论、西方音乐模式盛行各大院校、中国音乐落后论等等。同时，中国大量的民间音乐和许多具有地方色彩的少数民族音乐游走在教学大纲之外。于是在音乐教学中出现了中国的古琴谱被翻译成五线谱拿来教学的现象；于是出现了学院里学生不认识甚至没有见过公尺谱、减字谱的怪异现象。于是张震涛在他出版的学位论文“前言”中写道：“在农民乐师的眼里，我们是城市里专业的音乐家，是从国家的最高学府走出来，座在国家最高研究机构中的专业研究人员，而我们却不识谱（公尺谱）”；“20世纪对传统文化教育事务的现代教育体制中培养出来的学子的知识结构，大概基本如此：不懂传统音乐，却浅薄地认为它落后。”

　　我国专业音乐教育通过专业音乐学院、二级音乐院（系）培养出大量的学子，他（她）们毕业时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在教学的过程中自然地把欧洲音乐教学体系层层渗透到全国的中小学音乐教学之中，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不言而喻。“西学东渐”的影响是通过各级各类学校音乐教育产生的，并由此构成了我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的主流，而在广大的农村，在那些“未经学校音乐教育系统训练过的农民乐师”那里，在大量民间的文艺演出团体中，他们依然秉守着传统，传承着中国的传统音乐。

　　二、有关我国的民间声乐

　　由于中国的民间音乐及其理论较多是靠口头形式创造、使用和沿袭下来的，因此民间音乐传承主要是指“口传心授”。“口传”即口对口的教习或说是面授机宜。“心授”就是心领神会，是传授用书面语言难以表达的音乐的神韵。

　　关于“口传心授”的妙处，中国民间音乐“活态”传承的意义在我国特有的记谱方式上也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由于“口传心授”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即兴性，形成了我国独特的记谱方式。我国从古至今用来记录和传承音乐的乐谱种类繁多，如宫廷雅乐所用律吕谱、工商谱，古琴文字谱、减字谱，宋瑟谱、埙谱、工尺谱、二四谱、三弦谱等，其中使用最多应用最广的是工尺谱。工尺谱是采用汉文字记谱的乐谱谱系，它采用文字记录音乐的符号，最大程度地实现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工尺谱的最大特征就是只记录音乐旋律的框架和骨干音，对于那些细微的变化和装饰音则忽略不记，乐谱在音乐传承的过程中只是一个辅助工具，而音乐真正的精华和意义却蕴含在传授者那里”[2]，因此说东方文化是富有弹性而不确定的，即所谓的“音无定高，时无定值”，它注重的是过程（西方音乐注重的是结果）比如中国古琴演奏中表现出的音与音之间细微的音色控制，在中国戏曲中“行腔”、“拖腔”中的不断变化等。

　　总之，民间音乐传承是民众自发的自我传承，由于缺少自主意识，这种自发性没有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的认同，造成了“失语”的境地。但是，由于这种自发性，使民间音乐传承与学校统一教学模式的专业音乐教育相比更加有利于维护区域文化的特征和各种流派的保存。民间音乐文化是民族本质最完美的音乐表现，它不仅具有民间意义，更是具有民族意义，在这一点上，民间音乐的传承具有深刻的意义。

　　三、对“中西关系”的再认识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非常重视，为繁荣新中国的文化艺术，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如，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倡导艺术家重视民间音乐，“走入民间”与群众打成一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艺术多形式、多风格、多流派的自由发展；以及音乐艺术要“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思想观念等等，为新中国文艺指明了方向，极大地调动了艺术家的积极性，投身于群众生活。正是由于这些方针、政策的指导，五六十年代，才有了以民间音乐为教育基础，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教育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教育体制的改变，文艺教育政策虽然也提倡学习传统民间音乐，但力度较弱。教育者也放松了对民间音乐的学习，师生们到民间越来越少，具有民间音乐歌唱能力的老师越来越少，传授的原生民间音乐则更少。传统民间歌唱在专业音乐教育中缺失了应有的地位。因而，民间音乐的传承链在民族声乐教育中，出现某些环节的断裂也是历史的必然。

　　大众媒体在实现信息功能之余，始终引领着一个时代的文化类型和文化风格。特别是电子媒介，对社会整体文化环境的影响力一直处在强势地位。建国17年，整体环境的文化需求，促使了民族声乐的健康发展。当时的强势媒体——广播，播放民间音乐的比例占全部文艺节目时间段的1／2；另一重要媒体——电影，有大量改编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民歌，如《刘三姐》《阿诗玛》《冰山上的来客》等电影音乐；还有全国性的民间汇演，也通过广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整个社会都在极力弘扬民族民间音乐。学校教育不甘示弱，积极投身到学习、传播民间音乐的洪流中，不断汲取养分。无论专业歌唱还是音乐创作，真正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喜人景象。

　　80年代以后，强势媒体对民间音乐的传播经历了一个渐变过程。初期，是民间音乐的恢复期，民间音乐在传播媒体中占相当比例，学校的民间音乐教育也倍受重视。80年代初，武汉音乐学院恢复了民族声乐教育专业，师生们又开始了因文革停滞十几年后的民间音乐采集和学习。

　　而到了90年代，随着大众传媒的无边渗透，电视、电影、网络和MTV，使当代社会正在成为一个视觉文化或者说影像文化社会。工业时代的大众传媒成功地传播了固定化、标准化了的思想和情感模式。就音乐而言，大家虽然彼此之间毫无联系，但对千篇一律模式化音乐的喜好，不分彼此。

　　四、有关解决学校专业音乐教育中民间音乐传承问题

　　民族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具有主体性、基础性和开放性。民族音乐文化在具有自身根本特征的基础上，是一个传承与发展相结合的概念（既包含古代又包含近代和现代以及未来的发展）。学校音乐教育，在时代发展的高度上，应将民族音乐作为最重要的文化资源，引进到音乐教育中，并将其作为音乐教育最重要的基础——即在早期教育中，它是音乐教育的主体，在随后发展教育中它是音乐教育的基础，让每一个学生从小浸润在民族音乐的母语环境中，并以开放的心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多元音乐文化。

　　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深层文化问题，直到90年代开始，随着自身改革的深入才逐步为国人所认识，但这种认识是缓慢的，也是很不平衡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在我国已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多年来这一学科的研究似乎也还未真正涉足作为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领域——学校音乐教育。因此，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来审视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无论对于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建设，还是对于当前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改革的理论研究，也都是一个迫切的、有意义的，但又颇具挑战性的课题。

　　本论文正是基于对这种现状和形势的分析而提出的，试图从教育与文化发展的双重视角，来探讨学校教育中民族音乐传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探讨长期来忽视学校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文化发展互为基础的思想认识，忽视将数十万普通学校音乐教师作为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队伍，忽视将学校教育作为传承民族音乐文化重要基地等问题；探讨有计划地分阶段分步骤将文化部门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的教育资源，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发挥其本应具有的重要作用等问题。